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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4年12月25日> > 总第90期 > 第B3版 > 新闻内容
普及国学,从常识开始——专访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刘伟见教授
新闻作者:李凡  发布时间:2014年12月25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采写/ 主持:李凡
  时间:2014 年12月18日
  地点: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

刘伟见教授近影
  记者:您如何看待公众人物文史常识频频出错的现象?
  刘伟见:无论是国学热的推动者还是批评者,他们彼此互诘的常识性的文史错误,表明我们对文史常识缺乏一种认识上的共性。实际上,一个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会有一些共同的概念,为这个群体所认同。所以常识性错误的出现表明我们已经疏离了文化共识,需要以求证的方式重新诠释或返本溯源。
  文史常识的出错表明我们对国学的一般知识十分缺乏。我们不可能回归到“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状态,那讲的是通儒大家。而常识是非常基础的知识。近年来出现了公众人物误称“令尊”为“家父”,将“罄竹难书”用来赞赏好人好事等一些令大众咋舌的公共文化事件,甚至有人将国外文献中涉及到的孟子翻译成中文的“孟休斯”,这些都表明我们对自己的基本的文化常识非常匮乏。这还不仅仅是在公众人物的范围,对大众来说,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只是公众人物尤其是与国学热有关的公众人物,更容易受到批评,也更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所以,我个人觉得,实用性的、常识性的文史知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掌握的。
  记者:您所认为的常识性的文史知识应该如何界定?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生活中。
  刘伟见:每个时代的文史常识内涵不一样。比如在明清时,有关册立太子的标准与方法可以归类为常识,而现在这类知识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专门问题了。我认为文史常识在当下可以从实用性与思想性两个方面来探讨。
  首先从实用性上来看,一些文史常识在我们生活当中并没有消失,仍具有积极的文化生命力,仍然为一般大众所知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区分之:一是我们的文字表达,比如我们仍经常用“不刊之论”来形容很难得的见解;二是风俗习惯,比如我们过端午节会跟屈原联系起来;三是历史遗迹,即我们很多的文化遗迹、旅游景观作为文化活化石,会使我们追溯其历史渊源。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国子监”属于儒家特色的遗址,而雍和宫则属于藏传佛教的文化遗址。所以我认为文史常识在当下社会应当与实用结合起来,挖掘那些仍然活跃在我国文化生活中的常识。但光实用还比较浅。
  记者:那么深层次的是指什么呢?
  刘伟见:深层次的文史常识则是从思想角度而言的,它是指诸子百家各成体系的一些基本概念、逻辑关系、思想主张。不但对这些思想主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应当有过体用结合的实践体认。比如我们虽然不会犯将“三十而立”误成“四十而立”,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懂了“三十而立”的含义。“而立”要立什么?在孟子看来不仅是指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那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而立”更主要是内在的东西,即到三十岁左右,大抵上要有一些不为外在所轻易改变的内心坚持的东西,比如说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标志。而这些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不是说出来的,必须要有实践的体认。
  记者:您认为深层次的文史常识不但要清楚其知识脉络与结构,还要有行为与实践的认知与体验?
  刘伟见:是的。我觉得文化的生命不在其知识与概念,而在于它能提供一种思考与实践的方式。
  文史常识实际上蕴含着我们古人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深层次的思考。我认为中国甚至东方的学问特点在于体用不殊,身心同源。作为中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有着最优厚的条件。因为语言、习惯以及城乡的风俗,还蕴含着许多传统思想的余绪。我认为只有真正通了中国文化,才能真正通了西方文化。反之亦然。前者的例子是钱钟书先生,后者如辜鸿铭先生。现在的症结在于对中国文化没有实际的体认。不去体认永远摸不着中国文化的根。学问在近现代以来被局限在学科研究上,这是社会发展,分科更细、更职业化的结果。但偏偏中国文化讲求的是“履践”、“体认”。孟子说“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主张学问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放逐在外的心的本体作一个真正的体认、觉悟。所以当孔子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时,他表达的不仅是对季氏逾礼的批判,更是对一种欲望肆虐的担忧。因为季氏在家观赏64个人的舞蹈实际上用的是国君才能享有的形制,这种形制蕴含着人心的某种诉求。所以从社会制度角度看可以认为是对旧制度的反抗,在孔子看来则可以归位到人心淳厚与躁动这个问题上。
  记者:这就是您为什么主张普及国学从常识开始的原因吧。您觉得这种常识普及会有现实的土壤吗?
  刘伟见:当然有。古人云“礼失,求诸野”。我本人认为,只要这个民族在生存、在发展,文字没有湮灭,其文化的精华就会以独特的方式继承下来。它可以表现在国家的典章制度中,也可以表现在乡俗礼仪中。比如我们很多乡下民工子弟出去打工寄钱回家孝敬父母,或资助更小的弟妹读书。《知音》杂志刊载过很多的这种感人故事。同时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本身也有中国特色。它也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精华。所以文史常识,尤其是深层次的文史常识的学习能使我们获得更为深邃、开阔的文化体验。
  记者:您所认为的深层次的文史常识的学习都来自于经典的阅读吗?
  刘伟见:不完全是。但经典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出现了很多“代读”现象,即由学者对经典进行解读,然后大众再读由学者理解的经典。这种方式对普及经典是有好处的,但对个人修养远远不够。古人云“欲成一代经纶手,须读数本要紧书”,能读原典是最好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经典的阅读只是一种有益的启动。最重要的在于我们学会了思考的方式去实践与体认。我觉得中国人的心理基础还有很多传统的余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很多人的成功其实暗合了古人所主张的优良品质,比如诚实、讲信用、重礼节。有的人是自小诚实,有的人是经历很多的教训知道诚实能带来真正巨大的利益。所以,学历教育甚至经典阅读并不必然引导我们提升自我;实践中的体悟更重要,更恒久。而深层次的文史常识不完全在书里,它也洒落在乡村俗语里。比如古人入仕,主张“身在公门好修行”,主张要“上报君王,下忧黎庶”。个人价值通过为民做主而得到价值依归。所以,我觉得梳理中国文化中的深层次的文史常识,可以构建我们通向真正的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路与桥,能使我们获致古人留传至今而仍具实用的好东西。
  记者:吏治文化里的一些文史常识非常丰富。
  刘伟见:对。吏治文化在史书中展现最多。我们现在很多的古典戏说对传统误读甚多。以评价君王而论,其实我们从《资治通鉴》中所能看见的立意是:没有天生的圣君。很多的史料所载是皇帝处理事情的当与非,治理天下也是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历朝很多的君臣都有超越当下现实的观念,都很重视“身前身后名”,那种横行天下,任它身后洪水滔天的君臣都遭到了历史的惩罚。所以,古人认为一个人的判断力是有局限的,每个朝代都有谏官制度,专门评鉴君臣得失。现在许多戏说在这一点上也缺乏文史常识。
  记者:如果从阅读入手的话,您认为这种常识性学习怎样进行?
  刘伟见:我刚才说了,我们古人并不都主张一定要博学多知,而是更主张知行合一,行解相应。所谓“言之不出,恐躬之不逮也”。做到比说出来更重要。
  但毕竟经典的阅读能在我们的心灵形成良好的印记,并能提供一种很好的实践参照。所以我们有人在实践中会发出“如出我言”的感慨。
  如果从阅读入手的话,面对丰富的传统,可以学习的内容很多。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层次入手:
  其一,可以挑选《弟子规》、《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声律启蒙》这类古人发蒙的读物2至3种。这些读物大多浅显易懂,易于记诵,尤其适合小孩。其中《幼学琼林》最好,几乎是传统文史常识的大荟萃。
  其二,想要涉猎更深一点的,唐诗宋词可背100-200 首,《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借助译注反复通读。《诗经》有助于我们得到文化源头的滋润。而唐朝是中国最鼎盛的社会时期之一,其文化在唐诗中得到高度凝结。熟诵能得到其文气脉络。宋词则具有了部分现代的气息,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极富启发性。这些诗词的基础能使我们的文化个性富有自由、灵活、隽永的精神。《论语》是我们文化的本根之一,最好能背。熟读《论语》,后世许多文化现象一看即知出处。如袁枚的《子不语》,读了《论语》的人就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因此由书名而知其大致内容。其他如《孟子》则明白晓畅,英气逼人,许多道理历历明了。《老子》文字不多,熟读之能开发智慧,直契妙玄。《庄子》则洋洋洒洒,最能洗尽凡尘,褪却俗虑。
  其三,如果立意于深探国学要义,则《易经》不可不细品,《尚书》、《礼记》、《春秋》不可不熟稔,大乘佛学经典要作深入研阅。《易经》是中国最具哲学韵味的典籍。孔子晚年学易“韦编三绝”,历代大文人多有易注。作为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可谓深广如海,我们不能仅仅视之为宗教。它所涵摄的奥义,对于我们探究人生的意义非常关键。其他如诸子中荀子体正用博,可以反复涵咏,韩非子、孙子也值得深入把玩。
  每一个人可能面临的问题,在典籍中都有不同的呈现与参照,只不过思考的方式不同,结论得由自己去作。我对这些传统典籍的简单阐述并不代表学习传统文化的一般方式,给大家一些建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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