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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4年08月07日> > 总第70期 > 第B3版 > 新闻内容
洗尽肠间块垒,万象聚浑融
新闻作者:王贺 张芬(中华诗词研究院)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07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赵仁珪简介:1942年6月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曾在北京郊区作过十年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并有幸师从启功先生。1981年留校任教至今,追随启先生近三十年。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之下,渐渐走上诗词创作及古文创作的道路,亦对书法稍有领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
  王贺:您曾经写过一篇家史,即《抗战八年和我家三代》。能否讲一讲祖父和父辈对您的影响?
  赵仁珪:我曾祖父和曾外祖都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以后,他们分别做过我老家黄县的县长和财政局局长。我祖父在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后来从事实业,和几个人合伙创办了直东轮船公司。这个由民族资本家组成的轮船公司还是很有规模的,手下有十来条货轮。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阻挡日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几艘最好的船沉到吴淞口,这样一来就破产了,抗战后说赔偿最后也不了了之。我祖父后来一再告诫儿女:绝不要经商,要好好读书。祖父对他这一辈人的遭遇始终都很乐观,即便这么多财产顷刻化为乌有,也不很后悔。他最常说的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国家做出这些牺牲也是值得的。这种对国家的概念,或者说爱国情怀始终是我们家的家风,对我有直接的影响。
  在我祖父影响下,我父亲高中毕业不愿当亡国奴,就弃学回老家参加抗日游击队。打了四年游击,后来队伍散了,便又回到北平上了辅仁大学。因为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不受日本人管。毕业后,留在辅仁中学做老师。他很不幸,回老家参加抗战的军队是国民党领导的。后来就成了特嫌,1957年就因为这段历史问题,跟右派一块下去劳改了。他知道自己这点问题,就绝不参与政治。受他影响,我从小立志做一名教师,觉得只要自己有学问,能够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王贺:您曾说过“余半生坎坷,命途多舛”,能讲讲那些令人难忘的往事吗?
  赵仁珪:要说这些前半辈子的经历,也是一言难尽,感慨良多。我小学和初中就读的都是北京最好的学校。初中读四中,当时我在班上入学成绩最好,现在我的中学同学见面不叫我名字,就叫我“一号”。但是到了初三,风云突变。
  1958年我读初三时,“双反”运动号召学生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双反”是反什么。我们这些孩子也不懂事,就凑到一块编顺口溜。很多都是我编的,又是我用毛笔抄出来的,签名的有二十多人。大字报贴出去就捅篓子了,不久就遭到围攻,我一下子就吓坏了。围攻我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双反”成了反我们了,因为签名我是第一个,所以成了众矢之的。那时候我才十三四岁,吓得课间都不敢出教室。到了中考,成绩还是不错的,但四中并没有录取我。后来,我曾问过校方,他们回答,你考得再好我们也不要你。
  我上了第二志愿河北北京中学,老名字叫冀高。到那学校一看,学生城里一半,农村一半,农村一半都是红五类出身,我们城里这一半就成为接受农村子弟再教育的对象。我比较好强,想尽量表现自己,在他们面前不能输,但是你怎么努力也不行。念到后来,弄得我身体很糟,学习兴趣也没了。1961年我高中毕业时,正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头,由于家庭历史问题我没考上大学。“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个留校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在抄查档案资料时发现,我的档案鉴定一栏中写的是“此人不宜上大学”。高中三年,我受到的精神折磨太大了,始终受不了这种受压抑、受管教的处境。一下子就变得成熟了,这是一种悲观的成熟,我知道在这个社会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只能是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只能在另类里面讨生活。
  1962年,有些同学不甘心,高考复考居然又考上了,我就有点心动。到1963年,我辞了工作,决定背水一战。最后,考的还是非常好。那阵考五门,满分五百分,我是将近四百五十分。这个成绩也是后来师院的同学造反抄出来告诉我的。但只被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外语系录取,是北师院救了我。王贺:您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语文,当时写新诗是主流,并不提倡旧体诗,为什么您还选择古典文学研究和旧体诗创作?
  赵仁珪:1969年,我分配到密云半山区教中学。因为学校没有外语课,就改教语文。那几年,我在中文上下了功夫,千方百计找来各种各样的书。那时候想买一套《全唐诗》《全宋词》得走关系,到一个书店的特别门市部淘回来。为什么选择古典文学和旧体诗?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古典文学,从诗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古典诗歌比新诗有味道,更合我心意,更有感觉。另一方面,我小学、中学语文学习不错。作文有时还写点儿诗,有旧体也有新体。我在中学有位教语文的老先生,叫线鹤汀,是一位老旗人,穿着大褂上课。老先生在书画界非常有名。他很欣赏我,我作文写诗,他在讲评时就经常夸奖我。总之,我对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中学时基础也比较好,加上后来工作中的刻苦努力,总算打下一些底子。
  王贺:您是能兼顾学术研究和旧体诗词创作的学者,能否谈谈学术研究对您的旧体诗词创作的影响?
  赵仁珪:诗词创作与诗词研究,这两方面既有不同又相互关联。严羽《沧浪诗话》说得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得极其至”。现在很多人都强调前两句,忽略后两句。确实,不读书不穷理,难臻其致,学问还是要有的。像中国古代的大诗人,哪个不是学者?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这两方面都要有比较深的实践和钻研。
  古代诗文家中,我最欣赏的还是苏东坡。苏东坡是一个把学问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好的诗人,他的学和艺达到了一个完美结合。苏东坡作品中,智慧是个明显的特征。我曾经有过一个总结,“兴观群怨是诗之用,真善美智是诗之魂”。“真善美”大家都提,但很少有人提“智”。那么智慧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学养。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所以他的诗歌中有智慧。这是我最欣赏的。比如《赤壁赋》,充满辩证法。“自其变者而观之”“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读后整个人就通透了,豁达了,想开了。这种将学术修养运用到创作中的方法,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再比如苏东坡《定风波》,“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境界要比“阳光总在风雨后”高明得多。所以我说学问对诗词创作还是非常重要的。创作悟性高固然好,但你仅靠悟性,没有学术作为根底,那你的悟性可能就是昙花一现,或者偶尔冒那么几个小火花也就罢了。你要达到很高一个境界,也是不可能的。
名师熏学收获丰
  王贺:上个世纪90年代,您逐渐将研究重心向启功研究转移,能否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赵仁珪:我这一辈子最值得庆幸的事,就是能成为启功先生的研究生,并能在后来起到“助手”的作用。我在研究古典文学的过程中,发现古人很多问题遗留下来,现在没法解释。另一方面,在长期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启先生真是一个百科全书,本身就值得研究。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是谁谁的研究生,这个谁谁本人应该有被研究的价值。我守着启先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要不把启先生“挖掘”一下让大家都知道,是个遗憾。
  当初的计划之一就是《启功口述历史》,那是2003年底的事儿。启先生自己说,“幼时孤露,中年坎坷”,不愿意提这些伤心事。但社会上呼声很高,我反复跟启先生说明这个意思,启先生最后同意了。当时我就带一个很普通的录音机,去了就随便谈,基本从小时候说起。那时候启先生头脑还很清楚,把他的生平大致过程、主要发生的事,他记忆比较深的,比较有价值的,都说出来了。这本书对保存有关的文献还是很有价值的。
  再有帮助启先生整理《论书绝句一百首》。原来每首绝句下面都有一小段古文注释,写些诗的本事,对诗中比较费解之处解释一下。启先生认为我这么说,大家就应该都懂了。其实大家没那么高水平,很多人还是读不懂。社会上希望有一个注释本,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给它重新注释。因为有这个经验,启先生也知道自己诗里有一些费解的典故,我便又注释了《启功韵语》三本诗集。那会儿我也是拿着录音机和启先生的书,启先生讲,我就记。对我来说,这是幸福难忘的时刻。三天两头到他那儿去,有时白天有时晚上,孤灯之下就我们两个人。他给我讲诗,我听得如沐春风,跟朋友聊天一样。有时候启先生讲着,我吃着冰激凌听着,多舒服的事啊。
  除此之外,我还写了很多启先生的研究文章,最后集成《启功研究丛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并整理出版了纪念启先生的文集。
  启先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我能在他身旁做一些工作,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启先生教学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熏”。不是正式授课,而是平时跟你聊天,聊着聊着就是学问了。在咱们看来是家常话,他马上联系到很多学术上的东西。熏来熏去,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学到写诗了。
  王贺:您的旧体诗词中有一部分称“效元白先生作”,能否谈谈启先生诗风对您的影响?有什么秘传?
  赵仁珪:秘传谈不上,一个“熏”字足矣。比如书法,启先生书法风格,我很喜欢,不经意间就受到浸染熏陶。我也不是刻意学习启先生的字,但别人看来,说你这字还多多少少有点启先生的味道。启先生的特点我能吸收就尽量吸收,但我写还是写我自己的字。诗词也是这样。
  读研究生时,有时候外出旅游,特别是游学,常一边游一边写诗,平时也作点。作完了就拿给启先生看。启先生收到我的诗,比收到一般的作业要高兴得多。启先生给我改诗,有时候当面改,有时候改完再找我。他改诗绝不拿圆珠笔、钢笔,而是拿铅笔。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可以采纳就接受,不采纳就擦掉。他也不直接改,比如这有问题,他给你画出来,或者仅注明“此处宜作什么”,给你提建议。这真正是启发式教学。
  我有一些诗是专门写给启先生的,甚至有开玩笑的成分。比如启先生曾经称自己挂着的体外尿袋是“赐紫金鱼袋”,手拄的助步器是“四脚龙”。我于是就作诗打趣道:“腰悬一品金鱼袋,手拄银龙四脚蟠。”我自觉这两句有点唐突,就问启先生:“您会不会生气啊?”启先生说:“这赐紫金鱼袋是我自己发明的,怎么会生气呢?”于是彼此哈哈一笑。
  有些诗,我特意效仿启先生,白话体调侃自己的,比如《车祸住院杂咏》“追星直取戴安娜,归老欲投邓朴方”。这典型的启先生风格,不跟启先生接触写不出这样的诗。我还有《古诗十九首》,具体风格和立意都是效仿启先生。
  总的来说,我跟启先生学这么多年,受益较深的就是诗词方面,包括对诗词的理解,怎么把人品和诗品结合在一起,有一些自己的体会,有一些小小的尝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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