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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日期:2014年03月06日> > 总第48期 > 第B9版 > 新闻内容
“永嘉学派”与“温州模式”
新闻作者:王丽歌 陈安金  发布时间:2014年03月06日  查看次数:  放大 缩小 默认
   温州,古称永嘉,宋代时,因为“永嘉学派”的诞生而倍受关注,近代事功思潮的勃发使其享誉全国,现代“温州模式”的出现令其受到举世瞩目。究竟是何种魔力使这样一个自然资源匮乏、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如此吸引众人眼球?通过梳理“永嘉学派”与“温州模式”的关系,探寻温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动力,有助于我们解开这个疑惑。
宋代温州地区人多地少状况与“永嘉学派”的诞生
  随着唐宋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南移,江浙地区人口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北宋中期,一些州郡就已出现人稠地狭局面。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温州有119640户,到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上升到170035户,沿海多山的地貌,导致温州平原面积狭小,人多地少矛盾激烈。为了生存,温州人除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外,还不得不寻求其它途径来转移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通过从事手工业生产、经营商业来满足物质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和商业发展以及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温州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也得到了显著发展,民众文化水平和社会认识能力大有提高,学人辈出,“温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西山文集》卷46)。此外,南宋与金战争频繁失利,宋廷收复北方政权的无望和时政中的诸多弊病,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社会危机感。于是,温州地区的有识之士纷纷针砭时弊,著书立说,为实现人类发展、富国强兵发表自己的观点。“永嘉学派”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温州社会的发展情况。
  因此,注定了“永嘉学派”的学术主张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等大讲身心性命之学不同,而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注重实用和创新、重视事功为特色。以南宋叶适为集大成者,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叶适:《习学记言》卷21)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反对传统“重农抑商”政策,认为“农商皆本”;提倡“学与道会,人与德合”,(叶适:《水心集》卷11)强调以民为本;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叶适:《习学记言》卷16)肯定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和商品经济;在政治上要求振兴南宋,抗击金兵。“永嘉学派”更加关注实际问题,注重实际功效,尤其是其经济思想中的观点,更是体现了工商业阶级和广大市民阶层的生存意愿,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更加切实的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寻找出路。
  由此可见,“永嘉学派”是一种平民化、普众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流派,这也是为什么“永嘉学派”能够在浙东地区所有事功学派中更具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所倡导的实用精神远胜于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正如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52)因此,全祖望对永嘉学派评价为:“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将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推崇到和朱、陆之学三足鼎力的崇高地位。
近代事功思潮的勃发和永嘉文化的整合
  “永嘉学派”虽然在南宋时期表现的十分活跃,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彪炳史册,但到宋元之际却断裂了。元、明两代,“永嘉学派”沉寂不彰,到明末清初之时,在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编订的《宋元学案》中才获得了肯定和赞誉,但仍旧不被重视和提倡,直到清朝末期事功思潮兴起,才开启了它的近代重生之路。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疯狂侵掠中国,加之道光年间出现的汉宋之学对立、分裂局面,使中国在政治上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在经济上遭受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在传统学术上经历着国学无法传承的迷茫,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着中西文明的碰撞。内忧外患的局面,使温州知识分子看到了永嘉学派复兴的契机,以张振夔、孙希旦、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人为代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事功思潮,促成了“永嘉学派”的复兴。
  宋恕通过对永嘉学与朱子学、永康学的比较,以永嘉学比朱子学“实”(即重视制度、重视外王的开拓),比永康学“纯”(即将功利之说一洗之),重申和界定永嘉学派“事功”主题。(陈安金、王宇《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陈黻宸更是明确将“功利”和“事功”进行区分,用来强调“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将其思想主旨与国家兴亡、民族富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陈虬、陈黻宸、孙诒让等温州学者还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并躬身力行,通过改革教育、创办新式学校、建立近代企业等方式,达到“融会中西”,维护时政,从理论和实践上把“经世致用、实业救国”的主张推向新的高峰。
  虽然“永嘉学派”在学术上于南宋之后的三百多年间沉寂了,但有宋以来温州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的不断加剧,却使永嘉学派“义利并重”、“农商并举”的经济思想被越来越多的温州民众所接受,在他们寻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实践和深化,并由此积淀了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近代事功思潮的勃发,进一步加强了“永嘉学派”对温州人的影响力,中西文化的融会开阔了温州人视野,实业救国口号的提出,更是激发了温州人的创业热情,温州地区开始形成系统的务工经商传统。于是,在“永嘉学派”复兴和创新的基础上,温州地区逐步整合出了一种务实、重商的独特地域文化——永嘉文化,被后世温州人继承和发扬。
“永嘉学派”与“温州模式”的出现
——温州人精神的塑造
  改革开放前,温州人均耕地面积0.53亩,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多地少矛盾特别尖锐,约有110万农村人口无田耕种。自然条件不够优越,矿产资源贫乏,交通条件差,国家投资少等不利因素,限制了温州非农产业的发展。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更是束缚了温州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温州经济几乎陷入绝境,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全市约有三分之二人口在温饱线上挣扎。根据历史经验,温州人认识到必须要发展非农产业才能扩大生存空间,受传统重商文化熏陶,他们心中充满了经商的悸动和渴望。同时,历史上温州经济的繁荣富庶,奠定了温州人对物质生活的较高追求。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下,不安现状的温州人暗自思索、寻找着发家致富道路。
  否极泰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面前,在传统“永嘉学派”事功思想的指导和推动下,具有变通思维的温州人率先发力,从实际出发,凭借无畏无惧的勇气,吃苦耐劳的韧劲,以经济发展为根本,以市场化为依托,以群体经济为保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经济发展的道路。既然耕地面积过少,农业发展先天不足,那就根据温州各地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经营,发展非农产业;既然国家投资少,政府帮衬小,那就自力更生,“举轻若重”,结合当地传统工艺技术,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民营手工业,从成本低、投资小、易销售、资金周转快的小商品生产做起;既然本地资源有限,原材料和劳动人手不足,那就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放眼去外地组建商品生产基地、开拓产品销售市场,数以万计的温州人带着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踏上了闯荡世界之路。温州地区很快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创造出了与“苏南模式”、“珠江模式”齐名的“温州模式”。
  “永嘉学派”事功思想是“温州模式”形成和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尤其是在最近这一二十年里。每当“温州模式”在发展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受到众人指责和质疑时,温州人便以“永嘉学派”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作为理论依据,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及时促进“温州模式”创新、转型。反之,“温州模式”的不断创新和转型也赋予了永嘉思想、永嘉文化新的时代特征和精神内涵。“永嘉学派”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终于在“温州模式”的实践下,凝结成了当代温州人精神。1998年中共温州市第八次党代会上,温州人精神被政府概括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讲实事、就实理、求实效、谋实功”的行为信条,和敢担风险、勇于竞争、坚韧执着、吃苦耐劳、善于学习、求真务实等良好品格,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人文精髓,伴随着温州商人辛劳打拼的身影赢得了世界人的尊重和赞扬!
  在中国古代,能够称之为“学派”者本就不多,而以“义利并举”为旗帜的事功学派更少见,“永嘉学派”实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支奇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直接“古为今用”的一脉精华。以事功思想为主导的宋代“永嘉学派”,不仅适应了温州人多地少环境下的民众思想要求,还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在近代事功思潮的推动下,整合成了以义利并重、工商皆本为主要因素,以中西文化融合为源流的重商文化,成为“温州模式”出现的内在动力,并在不断创新中成就了当代温州人精神,进而带动温州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厘清“永嘉学派”与“温州模式”的关系,也就知道了温州为什么能够从所有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中较早地脱颖而出,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并一次次创造社会经济发展奇迹的秘笈了。古有“永嘉学派”,今有“温州模式”,未来发展要靠温州人精神。只要文化不断传承,精神不断延续,思想不断创新,温州发展就永存生机,前途无限。
(王丽歌:河北大学;陈安金:温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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